心理學作為翻譯立論的“學理剖析”的基礎的人，誠哉斯言！

此外，林氏這兩本書是為西方讀者寫的，它在美國出版后，之所以能大受歡迎，除了林氏的翻譯水高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在海外的這個時期，林語堂本人就象征了“翻譯”。他的一言一語，一舉一動都是翻譯的化身。比如他在“老子”篇《緒論》中說，中國的中，孔子-——儒家，就是都市哲學，事業成功的人，喜歡孔子，而老子——道家是田野哲學，生活失意的人喜歡老子，因為孔子重要是仁、禮，處處限制人的言行舉止，必須按照固定的一套禮法所行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得有為違禮法之事情，那些生性自由，不喜歡限制的人，在主流社會得不到認同，便看透功名，心隨道家，隱居山林，過著閑云野鶴的日子，時而散發弄扁舟，時而對月輕彈琴，自給自足，自得其樂，煉丹制藥，追求永生，鄙視那些為了功名利祿而營營茍茍的所謂都市人。

其實這話又何嘗不是林語堂的夫子自道，從《吾國與吾民》到《蘇東坡》，再到《京華煙云》，他瞄準的始終是中國人的最本真的生活。如果說，先秦儒家是想以規范信條回應農耕社會的秩序問題，先秦道家是想以生命感受回應農耕社會的心靈問題，那么，“語堂體”的的實踐和風靡，則是對中國“儒道互補”命題的文學演繹和現代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