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同志強調，100年前爆發的五四運動，是一場以先進青年知識分子為先鋒、廣大人民群眾參加的徹底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革命運動。五四運動是我國近現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事件，五四精神即愛國、進步、民主、科學，是五四運動創造的寶貴財富。

五四運動之所以成為我國近現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事件，是因為它一方面標志著鴉片戰爭后，無數志士仁人的奮斗仍然無法挽救民族危亡，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已經走到盡頭；另一方面則標志著由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由此拉開了帷幕。五四運動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思想與干部上的準備。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從此以后，中國改換了方向。”

五四運動既是中國人民愛國主義高漲的產物，同時也是新文化運動促進國人思想解放的產物，還是中國社會發展的產物。梁啟超對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關系說得很明確：“此次政治運動，實以文化運動為其原動力，故機緣發于此，而效果乃現于彼，此實因果律必至之符。”毛澤東精辟地指出了五四運動的社會基礎：由于那個時期新的社會力量的生長和發展，使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出現一個壯大了的陣營，這就是中國的工人階級、學生群眾和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所組成的陣營。

五四運動所彰顯的偉大歷史意義表明，學生運動要融入民族復興的歷史洪流中、接受正確的領導，才能有光明的前途。五四運動之所以能成就自身的價值，歸根結底在于它超越了單純的學生運動，獲得工人階級與工商各界的廣泛支持，工人階級積極參與了這場愛國革命運動。五四運動后的歷史也表明，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自覺投身于中國革命的洪流，學生運動才有正確的方向和遠大的前途。中國共產黨一直注重引導青年學生、依靠青年學生。在五四運動20周年時，毛澤東發表《青年運動的方向》，號召青年將全國人民組織起來，為打倒日本侵略者和建立新中國而奮斗。這既體現了我們黨對青年運動之期許，同時也體現了我們黨對青年運動的堅強領導。

二

五四運動從廣義上說也是一場新文化運動，但以1919年5月4日為界，這場新文化運動的前后期又不可同日而語。前期主要是“以西學反對中學”，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反省；而后期則同時對西方文化進行反省，開始追求發展民族新文化。五四運動后，思潮在中國蓬勃興起，馬克思主義在知識界迅速傳播。找到了馬克思主義，中國人便在思想上由被動轉為主動。

20世紀初，正當一些國人熱衷于“以西學反對中學”之時，卻發現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的西方文化也出現了危機。“歐洲文化既陷于危機，則中國今后新文化之方針應該如何呢？”這是當時人們的疑惑。從總體上看，當時人們的回應主要有兩個取向：一是以梁啟超等人為代表，他們歸趨西方以尼采、柏格森為代表的反省現代性思潮，認為中國近代學習西方所以不能成功，是因為所效法的西方文化長期以來便是處在一種“病的狀態中”，故當提倡“中國人之自覺”，要在重新審視中西文化的基礎上發展民族新文化。二是以李大釗為代表，主張馬克思主義。正如毛澤東曾論述過的，“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于是中國人轉而“以俄為師”，從此中國革命的面貌便煥然一新。這兩個取向存在重要的共同點：對西方資本主義都持批判態度。在李大釗等人的影響和當時形勢的推動下，中國掀起了一場研究、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運動，馬克思主義開始逐步在思想文化領域發揮指導作用。拋棄資本主義的救國方案，走馬克思主義指引的道路，是當時相當多的中國先進分子共同作出的歷史性選擇。這是五四運動之后的新文化運動最基本的特征。

在五四運動之后的新文化運動中，國人已超越了前期對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開始了追求發展民族新文化的新階段。這即是說，當時人們已經站在文化自覺新的歷史起點上。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堅持把唯物主義作為思考國家與民族前途命運的思想武器，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著科學的評價與態度。在抗戰初期，毛澤東就指出：“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我們黨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理論觀點，其后又提出建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的主張。不難看出，新文化運動后期出現的復興民族文化的自覺，最終經由中國共產黨的不懈努力，成為中華民族復興偉業的有機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