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的“現實合理性”。但深究下去，這種“成效”的取得犧牲的是學生的全面發展。報道中提到，該校有些初一年級學生甚至連廣播操都不會做！在這種情況下，體質健康如何從長計議？

為了糾正應試教育的偏頗，教育主管部門往往通過政策變動引導甚至“逼迫”學校在科目間合理配置教育資源。逐年提高體育中考分值，以應對大中小學生體質狀況堪憂、青少年“運動不足”的問題就是一例。為避免文理過早分科、學生偏科和很多“小學科”特長被忽視等問題，浙江和上海新推出的高考改革方案也要求6選3，即學生在6科可選科目中自行選擇3科參加高考，以發揮學生的特長。

然而，政策調整帶來的分值變動不僅引發了客觀的“師資荒”，更暴露出深層次的“師資恐慌”——學科地位提升后的教學質量如何保障？課時安排、課程方案、教學方式、評價模式等都有待系統改進，讓學校深感新的“應試”壓力。更不用說，如果著眼于更長遠的未來，若政策進一步調整，藝術、體育、信息素養、勞動技術等更多門類特長納入高考考核范疇，所有學科都變成高考“主課”，學校該怎么辦？

當前，若學校繼續以“應試”的方式去調配教育資源，一則無法窮盡層出不窮的新需求；二則把所有學科教學捆綁上應試的“戰車”，只會愈加背離考試改革等政策的初衷，導致“政策性無奈”。

要解決相關科目在中高考升值與隨之而來的師資缺口矛盾，靠按應試需要增加教師和課時只能治標，最終解決則要靠學校教育的根本轉型：將教育的出發點從育分轉回育人。從學生的終身發展、全面發展著手，因地制宜去配置涵養學生素質的資源。以上海高中體育專項化為例，為應付考試的鍛煉學生不感興趣，而把高中體育課目標設定為“教會學生一兩項終身鍛煉的技能”之后，學生們紛紛報名參加游泳、羽毛球、武術、足球等項目的學習。教師不夠怎么辦？除外聘專業教練之外，不少學校還選擇挖掘在某個項目有專長的其他學科教師兼任，滿足師生共同的發展需要。（作者系上海市教科院民辦教育研究所科研員、上海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