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地區、欠發達省份、民辦園獲得政府的財政性經費較少，這就使得原本就處于相對弱勢的地區更加困難。雖然實施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期間，省際政府分擔不合理現象有所緩解，但城鄉間、體制間卻無明顯變化。因此，政府需要進一步加大學前教育專項投入，設立學前教育轉移支付制度，以保證學前教育成本分擔的省際、城鄉差異進一步縮小。

建立事權、財權匹配的政府間成本分擔結構

“國十條”頒布前，我國學前教育成本完全由地方政府承擔。在城市，學前教育由縣級政府承擔；在農村，學前教育由鄉級政府承擔，中央政府無任何形式、任何內容的撥款。后，我國中央、省、地市、縣、鄉五級政府間的分擔結構發生了一些變化，中央具有了專項經費，省市級政府也有了學前教育專項經費與轉移支付制度。從調研數據來看，實施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期間，省級、市級、縣級經費投入增量，東部地區最高；中央財政投入增量，西部地區最高；東北部地區五級政府的財政投入增量均處于最低水平。

盡管數據表明實施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期間，全國范圍內各級政府特別是中央、省級、市級政府的學前教育財政投入增量確實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出現了明顯的政策性增長，但總體而言，各級政府的學前教育成本分擔比例并未發生根本性變化。從江蘇省學前教育成本的政府間分擔比例來看，，江蘇省財政性學前教育經費中，94.44%由地方政府承擔，而只有5.56%來自上級政府；，97.05%由地方政府承擔，而只有2.95%來自上級政府。

很明顯，目前我國五級政府間的學前教育成本分擔存在著失衡現象，越是基層政府，其學前教育支出壓力越大。相對于中央、省、市政府而言，區縣、鄉鎮政府的資源獲取能力、財政動員能力都相對較弱。事權、財權不匹配會嚴重制約地方政府發展學前教育的積極性，使得地方政府更多選擇變通的方式來發展學前教育，不少地方政府在發展普惠性學前教育中較多依賴普惠性民辦園政策就是明證。

從OECD的經驗來看，以色列、智利、奧地利、瑞士、荷蘭、意大利、法國、捷克、日本、墨西哥、德國、美國等國家都是采取三級政府共擔制，只有挪威、冰島、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