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學府，其決絕選擇拒絕接受患者新生的行為，從一開始就不可能不明白自身將陷于何種輿論危機之中，但相比于未來發生意外事故后再推諉責任而言，顯然是一種“自保”。

由此可見，圍繞“生命權”和“發展權”的二難沖突需要換一種思路破解：能否單獨建立或在部分有條件的高等學校內部建立針對特殊人群替代性的同樣優秀的高等教育服務體系，有助于從根本上破解這種二元權利沖突，這也為其他高等學校面臨此類問題時提供了一條現實的解決路徑。（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后，西南大學教育政策研究所、東北師大農村教育研究所兼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