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仲謀

　　今年“3·15”期間，媒體的視線普遍對準了汽車4S店，其實在教育領域，教育消費糾紛也不少，在學校的招生領域，各種招生違規行為仍“暗流涌動”。在《廣州市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招生工作指導意見》（以下簡稱為《意見》）中，對義務教育階段公辦學校違規行為劃了“14條紅線”、對民辦學校違規行為劃了“6條紅線”，要讓這些紅線真正起效用，落到實用，教育部門滿足于“不舉報不查處”是不夠的，還要專門設立執法機構，主動查處違規招生行為。

　　哪些是違規行為？在《意見》中，教育部門作了相當明確的界定。比如對于義務教育階段公辦學校，第一條違規行為是“采取考試方式選拔學生入學”。對于義務教育階段民辦學校，第一條違規行為是“不按核準的辦學層次、辦學規模和招生計劃進行招生”。“紅14條”和“紅6條”基本上覆蓋了當前招生領域的各個“亂點”和“痛點”。《意見》還對各種違規行為給出了7條“處理意見”。包括對學校及其校長、相關負責人通報批評、不得評優評先、不得認定“名校長、名班主任、名教師”，民校減少招生計劃，社會培訓機構給予當年年檢“不合格”結論等。

　　而近段時間，我們也看到教育部門在行動，比如越秀區教育局前段時間封存了某賽事的所有數據，不允許公布成績，以后社會上各種教育機構組織的比賽，也不會再批準。

　　今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教育廳廳長羅偉其帶來了一份《關于加快教育執法機構建設的建議》，他認為，教育執法存在多頭負責、多頭管理的現象，比如對教育培訓機構違法活動的查處，工商、城管、公安、人力資源社會保障、教育等多個部門雖都有介入，但各自職責權限并不完全清晰，也因為這些原因，教育領域有法不依、違法難究的現象時有發生。

　　很明顯，要改變教育領域目前的執法現狀，僅靠“3·15”期間家長的舉報是有限的，教育部門要常態化執法，還需在機制上有所突破，比如專門設立執法機構，加快建立專職的教育執法隊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