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的小學教育上，中央政府也負擔總費用的70%左右。中學的財政幾乎完全由國家負責，地方只承擔學校建設用地的部分開支。公立中小學教師全部都是國家公務員也是現代法國教育的一大。這讓我想起劉醒龍催人淚下的小說《鳳凰琴》，山區民辦教師明愛芬收入微薄，在趕赴轉正考試途中落水癱瘓，最后在臨終前因為大家的同情而獲得轉正名額。這一故事背后的人和歷史是我們今天不應該忘卻的。

蔡元培熟悉法國教育史，高度認同“教育之脫離宗教”，但是可能是受限制于當時的國情和國力，他常常把義務教育等同于掃盲和謀生技藝學習，也沒有提出由中央政府來統一支持和管理基礎教育。他曾經說自己的興趣“偏于高等教育”。最一段時期，著名的“錢學森之問”，把大家的注意力進一步轉移到高校的管理和經費增加上。如果轉換一下思路，我們需要提出的問題是：如果鄉村教育能夠普遍按照全國統一的高標準興辦和辦好，如果以舉國體制爭拿奧運金牌能夠進步到以舉國體制辦好鄉村教育，從那里的孩子們中間能夠成長出多少個錢學森教授？

世界一流大學應該有一流的社會關懷和社會責任感。如果我們的大學只注意高等教育的所謂國際化，發達地區只注意本地中小學博雅的素質教育，如果我們在為這些目的毫不吝嗇地投入資金的同時，有意或者無意地繼續忽略貧困地區的小學生和中學生，如果這些學生還需要通過媒體呼吁來取得《新華字典》和其他最基本、最起碼的教育資源，我們真的有可能在這樣的情形下創辦出世界一流大學嗎？教育資源的不等首先在道德上就意味著我們與“一流”之間遙不可及的距離！

大學師生應該關心和介入鄉村教育的改良，而不是在象牙塔里面做“精致的利己主義者”（錢理群教授語）。在我們這個依然貧窮、人均收入排列在世界第100名之后的國家，我們的大學，尤其是北京大學這樣的最高學府，應該繼承蔡元培先生的情懷，把最貧困地區最貧困的學生放在心上，記住每一個銅板都來之不易，鄙視“高大上”，鄙視精英和權貴意識，應該以節儉、樸素和實干的態度來興辦高等教育。我們同時應該修正蔡校長當時未曾重視的教育設計缺陷，借鑒其他國家的成功經驗，大聲呼吁以舉國體制和中央財政去強制統一全國義務教育的標準和質量，進而推動全國鄉村教育迅速、普遍、徹底的改良。

這是因為：我們距離貨真價實、名副其實的國民教育有多遠，我們距離那些享受不到一流小學、中學教育的貧困孩子有多遠，我們距離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學就有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