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央行(BoE)行長默文-金爵士(Sir Mervyn King)最向國會議員們表示，巴克萊(Barclays)需要一種“新的文化”。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FSA)負責審慎監管的最高官員安德魯-貝利(Andrew Bailey)也向議員們表示，巴克萊現有的文化是“一種賭博文化——與我們大家對賭”。在巴克萊承認虛報關鍵利率報價之后，這件事開始沖擊到方方面面，從具體的不檢點行為到企業文化。這對我們是一種警告，而且來得正是時候。

　　有些人擔心，對私營企業之文化的批評可能會演變為一場指桑罵槐式的抨擊，其矛頭真正指向的是資本主義及其對競爭和經濟自由的信仰。這些人錯了。健康的企業文化不是阻礙資本主義進步的因素，而是資本主義取得成功的前提條件。

　　文化并不是經商寶典或自吹自擂的企業報告中提出的某種空想。文化像我們呼吸的空氣一樣不被注意卻真實存在，它是一個由心照不宣的相互理解編織而成的網絡，對相關成員彼此之間的期望加以規范。這個網絡決定著所有組織或社會團體的命運。巴克萊名譽掃地的前首席執行官鮑勃-戴蒙德(Bob Diamond)明白這一點;他曾聲稱“文化體現在人們在無人監督情況下的行事方式上”。他說得沒錯，但他卻沒有按照自己說的去做。

企業文化既關系到企業自身，也關系到外部世界。離開了一定程度的合作，任何企業都不可能興旺發達。這適用于以盈利為目的的企業——即便它們在以令人不可接受的方式盈利也同樣適用。就像俗語說的那樣，盜亦有道。正是部分交易員(包括某些已離職交易員)的愚忠，為巴克萊操縱倫敦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Libor)提供了便利。

企業對整體經濟的貢獻也取決于管控其盈利活動的那些價值觀。許多例子有力的證明了這一點，巴克萊那漏洞百出的企業文化就是一例。人們對正直帶來的間接經濟價值認識得不夠。信任度較高的社會表現得更出色：合作預期讓企業能夠節省下本會用于法規執行的資源。如果協議能夠得到信守、坦誠相待能被當成理所當然之事堅持，那么花費巨資請律師、打官司、尋求警方幫助或設置合規部門的必要性就沒那么強了。

　　文化不能僅靠法律或合規守則來粗暴地“管理”，我們必須精心呵護和培育它。貝利表示，巴克萊的問題“源于最高層的基調”。他說得沒錯。這首先是首席執行官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