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gdp的比例比較低，另一個問題是投入的公平性較差。按2010年普查數據我國總人口中有16.6%是小孩。但是在2.2億多小孩中，至少三分之二以上是農業戶籍，而各級政府農業戶籍孩子的投入嚴重不足。根據全國婦聯的報告，我國有6000多萬留守兒童，有3000多萬流動兒童，這些孩子大多數難以受到正常的教育，有的甚至連和父母共同生活的機會都很少。在城市的流動兒童初中畢業后，要么離開父母回家上學，要么繼續與父母在一起，但很少有機會升入高中讀書。從國際比較來看，我國財政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是很低的，到2012年才勉強到了4%，而且我國“財政性教育經費”的口徑比“財政教育經費”更加寬泛，把校辦工廠的教育投入等都算作財政性教育投入。

　　現在我們要擔心的不光是人口學的問題，還有經濟學的問題。1980年實行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的時候，政府的一個重要目標是通過控制人口增長來提高儲蓄率和投資率，現在我國的宏觀經濟目標是擴大國內消費需求。另一個目標是提高主要工業品的人均產量，現在我國制造業一個問題已經是產能過剩。對我國未來經濟增長來說，重要的已經不是產能的數量擴張，而是擴大內需，尤其是國內的消費需求，需求不足，企業的開工率就低，這是我們經濟的一個新的形勢。我們在研究人口政策時，應該考慮這些問題。

　　現在一個值得擔心的問題是我國人口與經濟變動趨勢會不會跟隨日本。日本2006年人口負增長，我們可能會滯后20年左右。日本1990-2010年的20年中，gdp的名義增長率是負的，實際增長率是0.1%(通貨緊縮)，幾乎沒有增長，所以是失去的20年。近幾年安倍經濟學刺激下增長率略有回升，但是很難持續。如果我國的人口是跟著日本走，我們的經濟會不會跟著日本走?這是值得我們認真考慮的一個問題。歸根結底我們要重視兒童。兒童是我們國家的未來，如果不能好好對待兒童，就不會有好的未來。

　　所以需要盡快調整生育政策，盡快全面放開生育控制。如果政府從政策操作的角度來考慮，也可以在先放二孩，1-2年后完全取消生育限制，2020年以前出臺鼓勵生育政策，抓緊一步步走。我們不但有充分的人口學理由，還有充分的經濟學理由來放開生育控制。當然，我們還有充分的人口學和經濟學理由來加大對人力資本質量的投入，對醫療保健和教育質量的投入。相對于其他改革來說，放開生育控制的成本極小，效益極大，我們有足夠的理由優先進行生育政策的調整與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