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重大的創新性理論概括，總結了中外發展實踐的經驗與教訓，更建立在我國現階段經濟基礎上，是為了解決我國現實經濟社會問題提出來的。因此，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能簡單套用教科書中的理論，也不能簡單比照別國的發展歷程，而應從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這個“大邏輯”出發。

認識、適應、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最直接的變化是經濟增長從高速轉為中高速，但不能認為僅僅經濟增速發生變化就是進入了新常態。一些深層次的、趨勢性的變化，是判斷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重要依據。當前，世界經濟復蘇疲弱、需求不振。國內消費結構升級加快，個性化、多樣化需求趨勢日益明顯。過去多年形成的生產能力不適應變化了的需求，一些行業出現了嚴重產能過剩，無效供給過多、有效供給不足。我國過去依靠低成本比較優勢參與中低端環節的國際分工，既是由我國工業化的基礎、空間、任務決定的，也是由世界經濟增長黃金期國際市場的機會造就的。現在，全球價值鏈重構加快，傳統產業向成本更低的國家轉移，我國的比較優勢正在發生變化。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孕育興起，發達國家依靠結構性改革和創新鍛造新的競爭優勢。同時，過去資源環境對經濟發展的約束不強，現在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這些變化既表明我國國際分工地位逐步提升，也表明主要靠資源要素投入驅動的粗放發展方式到了非轉變不可的時候。

進入發展新常態的中國經濟，基本面是好的。經過多年努力，服務業的地位不斷上升，對外投資迅速發展，消費拉動經濟的作用逐步增強。這些都是我國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的積極表現。同時，經濟下行壓力較大、工業企業利潤下降、財政收入增速放緩等矛盾和問題比較突出。這里面既有周期性問題，也有結構性問題，但主要是結構性問題;矛盾既出現在需求側，也出現在供給側，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這些結構性問題、供給側矛盾，很多是體制性的，需要通過深化改革來解決。因此，保持進入新常態的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就要抓住經濟發展中矛盾的主要方面，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是適應后國際金融危機時期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

進入新常態是對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科學判斷，是我們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宏觀背景和邏輯前提。既然已經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就不能沿用過時的發展思路、體制、政策、措施。尤其是現在我國經濟體量增大，如果不能審時度勢、順勢而為，就會錯過經濟轉型升級的最佳窗口期，增加以后解決問題的難度。因此，必須順應新常態趨勢性變化的要求，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同時，激發市場主體

2015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重大的創新性理論概括，總結了中外發展實踐的經驗與教訓，更建立在我國現階段經濟基礎上，是為了解決我國現實經濟社會問題提出來的。因此，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能簡單套用教科書中的理論，也不能簡單比照別國的發展歷程，而應從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這個“大邏輯”出發。

認識、適應、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最直接的變化是經濟增長從高速轉為中高速，但不能認為僅僅經濟增速發生變化就是進入了新常態。一些深層次的、趨勢性的變化，是判斷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重要依據。當前，世界經濟復蘇疲弱、需求不振。國內消費結構升級加快，個性化、多樣化需求趨勢日益明顯。過去多年形成的生產能力不適應變化了的需求，一些行業出現了嚴重產能過剩，無效供給過多、有效供給不足。我國過去依靠低成本比較優勢參與中低端環節的國際分工，既是由我國工業化的基礎、空間、任務決定的，也是由世界經濟增長黃金期國際市場的機會造就的�，F在，全球價值鏈重構加快，傳統產業向成本更低的國家轉移，我國的比較優勢正在發生變化。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孕育興起，發達國家依靠結構性改革和創新鍛造新的競爭優勢。同時，過去資源環境對經濟發展的約束不強，現在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這些變化既表明我國國際分工地位逐步提升，也表明主要靠資源要素投入驅動的粗放發展方式到了非轉變不可的時候。

進入發展新常態的中國經濟，基本面是好的。經過多年努力，服務業的地位不斷上升，對外投資迅速發展，消費拉動經濟的作用逐步增強。這些都是我國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的積極表現。同時，經濟下行壓力較大、工業企業利潤下降、財政收入增速放緩等矛盾和問題比較突出。這里面既有周期性問題，也有結構性問題，但主要是結構性問題;矛盾既出現在需求側，也出現在供給側，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這些結構性問題、供給側矛盾，很多是體制性的，需要通過深化改革來解決。因此，保持進入新常態的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就要抓住經濟發展中矛盾的主要方面，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是適應后國際金融危機時期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

進入新常態是對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科學判斷，是我們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宏觀背景和邏輯前提。既然已經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就不能沿用過時的發展思路、體制、政策、措施。尤其是現在我國經濟體量增大，如果不能審時度勢、順勢而為，就會錯過經濟轉型升級的最佳窗口期，增加以后解決問題的難度。因此，必須順應新常態趨勢性變化的要求，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同時，激發市場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