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 無證辦學點無法根除的問題，在當前很多地方較為常見，并且比較集中地出現在農民工子女的受教育過程中。在不少大城市的城鄉接合部，部分辦學者借用舊廠房甚至民房開辦低價的農民工子女托兒所、學前班甚至中小學，很多辦學點既無操場，也無專用教室，師資、課程設置無法達標，成為被取締的對象。但取締之后，如果學生由當地公辦學校負責“吃進”，經常“難以下咽”；而若安置不妥，孩子失學、家長不滿則可能引發社會事件。

對此類辦學點，“關”還是“管”？教育主管部門往往陷入“兩難”境地。上海年來的探索或可有所啟發。為應對入園高峰，當地政府鼓勵和支持社會力量以多種形式舉辦提供普惠性服務的民辦幼兒園。同時，對幼兒園采取分級管理制——辦園者可根據自身實力和辦學條件，按標準申報市示范園、一級園、二級園等，接受相應標準的管控。而為了滿足大量外來務工者子女的入園需求，上海重拾民辦三級幼兒管理標準、制訂外來務工者子女“看護點”標準等，對辦園的園舍、師資、班額等適度放寬，但劃定底線。此舉一出，數百家原本被劃定在標準和監管之外的民辦幼兒園和看護機構獲得合法身份，進入政府部門監管范圍，既滿足了家長的需求，又能保障辦學安全和質量。同時，政府部門每年還專款資助這些民辦幼兒和看護機構改善玩教具、廚具、衛生器具等設施，提高其辦學質量。

可見，要從根本上破解教育供需的“兩難”問題，政府、市場和家長三者之間的關系要重新審視。基礎教育是一種社會公共服務，政府的責任在于提供公益性的、基準的服務，促進教育公、優質發展；而由多元教育需求促生的民辦教育，提供多層次、多樣化的教育產品，滿足家長的個性化教育需求。在教育轉型的過程中，政府職能應不斷轉型，通過完善“管、辦、評”分離的機制，從具體的辦學事務中脫身，轉向制訂調控政策、規范標準等，通過合理的政策杠桿，促進公辦、民辦教育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