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fā)了《深化農村改革綜合性實施方案》，并發(fā)出通知，要求各地區(qū)各部門結合實際認真貫徹執(zhí)行。

　　在國新辦新聞發(fā)布會上，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表示，農村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頭戲，其涉及的利益關系更加復雜、目標更加多元、影響因素更加多樣，必須樹立系統(tǒng)性思維，做好整體謀劃和頂層設計

　　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11月4日舉辦的新聞發(fā)布會上，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副主任韓俊就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關于深化農村改革的精神進行了介紹，重點就《深化農村改革綜合性實施方案》涉及的農村集體產權改革、城鄉(xiāng)一體化體制機制、農業(yè)支持保護制度等3大重點領域進行了解讀。

　　明晰農村集體產權歸屬

　　“我國農村經濟的主體是農村集體經濟，全國45%至46%的國土面積屬于農村集體所有，包括了耕地、林地、草原和未利用土地。因此，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對整個農村經濟體制具有基礎性意義。”陳錫文表示，改革開放以來，農村集體資產總量有很大的增長，但產權歸屬不清、權責不明、保護不嚴、流轉不暢的問題也日益突出，在很多地區(qū)，集體經濟缺乏發(fā)展活力，集體資產保值增值困難，集體經濟組織與農民的利益聯結不夠緊密。目前，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要按照不同的資產類型來推進。

　　第一類是農村集體經濟的主體部分即耕地。根據第二次土地詳查結果，現有耕地是20.2億畝。當前，我國農村有2.3億戶農民承包了集體土地。為落實“三權分置”的原則，中央提出對農戶的承包經營權進行確權登記。目前，土地確權登記整省試點已擴大到12個省，全國2215個縣市區(qū)都安排了試點，已完成確權面積2.6億畝以上。通過確權登記頒證把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長期穩(wěn)定下來，明確了其用益物權性質，保障了農民的財產權利。

　　第二類是農村非資源性的經營性資產，包括了過去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和現在的物業(yè)經濟、物流經濟等，據統(tǒng)計，這部分資產數量達幾萬億元。過去在一些地方，這部分資產沒被管好，利益也沒有讓農民共享。今后要通過股份合作制的改革，把集體的經營性資產通過一定的形式，確權到每個農戶身上。農民對其經營管理有知情權和監(jiān)督權，每一個擁有股份的集體組織成員都有分紅的權利。第三類是農村非經營性的集體資產，主要包括幼兒園、小學、衛(wèi)生所等。

　　韓俊認為，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就要穩(wěn)妥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對農村集體經營性資產實行確權到戶的股份合作制改革，探索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務能力的非經營性資產集體統(tǒng)一運營管理有效機制，以保護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利，以明晰農村集體產權歸屬、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為重點，確保集體經濟發(fā)展成果惠及本集體所有成員。

　　糧價應貼近市場且兼顧農民收益

　　“糧食價格的形成應當貼近市場，同時要兼顧農民的合法收益。這是今后中國糧食價格形成機制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則。”陳錫文介紹，今年玉米臨儲價格每斤比去年平均降低了0.12元。在沒有實行臨儲價的地區(qū)，玉米價格也在下跌。但應該看到，國內玉米臨儲價格和市場價格均仍然高于國際市場價格。這幾年，我國不斷提高臨儲價格和最低收購價，與國際市場糧價走向出現了相反的狀況。從這個角度來看，降低玉米臨儲價格考慮到了當前糧食產量、進口量、庫存量“三量齊增”的復雜情況，同時也不能讓種糧農民太吃虧。

　　陳錫文表示：“下一步，要繼續(xù)推進價格形成機制改革，原則是使得價格和補貼分開。現行的最低收購價和臨儲價格，一定程度上是把價格和補貼合在一起。今后要把價格和補貼分開，價格主要由市場形成，農民按市場價賣糧，經營主體按市場價收糧，這樣糧食市場才會活躍。當市價過低時，政府要采取適當的政策措施直接補貼農民，但要和價格分開。”

　　我國主要農產品價格高于國際市場的一大原因是農業(yè)競爭力不強。每戶農民種地規(guī)模往往不到10畝，這決定了我國農業(yè)的基礎競爭力不夠。對比一些國家的農戶一般幾千畝甚至幾萬畝地的經營規(guī)模，我國農業(yè)還沒有顯現很明顯的規(guī)模效應。陳錫文說，新型經營體系的建立會對提高農業(yè)競爭力起到很大作用。未來農業(yè)效益的提高，既要重視土地流轉的形式，也要重視土地入股和土地托管的方式。既要重視提供農產品的經營主體，也要重視提供服務的經營主體。

　　城鄉(xiāng)一體化重在健全公共服務

　　城鄉(xiāng)發(fā)展一體化體制機制是深化農村改革的重點領域之一。近年來，國家采取了一系列強農惠農政策，作為公共資源最核心部分的公共財政，其覆蓋農村的范圍不斷擴大，逐步從純公共產品向準公共產品延伸，已基本改變了“農民的事農民自己辦”的格局，農村社會事業(yè)和公共服務供給機制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國家與農民的分配關系實現了由少取、不取到多予的歷史性重大轉折。

　　韓俊表示，當前經濟持續(xù)下行的壓力加大，無論國家財政多么困難，今后對“三農”的支持力度不會減弱，投入不會減少。同時，財政支農的方式也需要進行創(chuàng)新，要更好發(fā)揮財政的杠桿作用，撬動更多的金融資本、社會資金投向“三農”領域。他建議，可以通過“以獎代補”“先建后補”、財政貼息、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政府購買服務等多種方式來撬動更多資金參與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現代農業(yè)開發(fā)、農村人居環(huán)境整治等領域。據統(tǒng)計，今年前三季度，“三農”領域投資增長26%以上，尤其是農村新產業(yè)、新業(yè)態(tài)的投資增長更快。

　　“城鄉(xiāng)一體化的核心問題是推進農民工的市民化進程，有兩個重要問題要解決。”韓俊說，一是隨遷子女教育問題。轉移人口的子女要讀高中，現在還很難做到同城待遇，這方面國家在持續(xù)加大改革力度，很多省都出臺了政策，要創(chuàng)造條件，讓越來越多的農業(yè)轉移人口的隨遷子女能夠在城里參加中考、高考。二是保障性住房。今后的方向是要保障農村轉移人口在住房保障方面也獲得同等待遇。

　　韓俊認為，要推進以人的新型城鎮(zhèn)化。深化戶籍制度改革，促進有能力在城鎮(zhèn)穩(wěn)定就業(yè)和生活的農業(yè)轉移人口舉家進城落戶，并與城鎮(zhèn)居民有同等權利和義務。實施居住證制度，努力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雖然這要有一個過程，但政策的目標是非常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