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辦、國辦印發《關于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進一步深化司法體制和社會體制改革的實施方案》(以下簡稱《實施方案》)。據稱，這是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公布以來，中央印發的首個專門領域貫徹落實四中全會決定的文件。

十八屆四中全會聚焦“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并為此提出了180多項改革舉措。《實施方案》旨在“貫徹落實”，其首要任務便在于將四中全會改革舉措逐項具體化。尤其是“明確工作進度和時間節點”，“提出可檢驗的成果要求”，是確保《實施方案》不淪為“以文件貫徹文件”、“以口號落實口號”的關鍵。按照《實施方案》的時間安排，這些改革舉措都要在至2017年的三年內出臺具體落實的政策、措施。這也意味著，對改革的督辦與檢查，將成為未來三年司法體制改革的常態。

由中央“兩辦”印發一份有關司法體制改革的文件，在法律圈也引發了熱議，叫好者有之，也有人擔心。由黨政力量驅動的司法體制改革，如何才能保障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

這也是中國司法體制改革的現實語境。以往司法改革局限于法院的審判改革與檢察院的檢察改革，這種各自為陣、單兵突進式的改革最終也只局限于某一部門之內，難以觸及最需改革的“體制”層面。因為關聯到司法體制的，實非法院與檢察院兩家——人事改革，涉及人大、組織部門以及政府人事部門;司法官薪酬改革涉及到預算部門、財政部門以及組織人事部門。可以說，沒有立法機關、行政機關的協調與配合，司法體制改革必然步履維艱。正因為法院、檢察院無法就自己構架的改革方案對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發號施令，將司法體制改革納入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大盤口，一體部署、一體落實、一體督辦，就成為必要。

新一輪司法體制改革啟動之后，司改方案曾長期秘而不宣，司法官責任機制不斷強化而權利保障體系卻遲遲沒有突破，這給一些司法官和司法工作人員帶來了焦慮和迷惘。近段時間以來，在一些大中城市也出現了法官檢察官扎堆離職的現象。盡管從比例來說，稱之為“離職潮”還為時過早，但由于離職者多為原單位骨干或中堅力量，其連鎖反應不容忽視。有關“改革來了，法官卻走了”的討論在網絡輿論場上屢屢成為焦點。昨日不少媒體在報道《實施方案》時，多選擇了“法官檢察官警察將建立單獨薪酬制度”作為自己的“議程設置”。這也說明，從改革的主體到改革的圍觀者，司改中觸及的深層次體制機制問題才是最受關注的對象。

從報道中看，《實施方案》明確：將從管理制度、保障體系等方面入手改革和完善，建立起法官、檢察官、人民警察專業職務序列和工資制度，以留住人才。至于新的法官、檢察官和警官專屬序列與工資，較之目前能夠提高多大比例，仍是個未知數。從以往此項改革的走向看，大幅提升的司法官薪酬與福利，關聯著司法官的權責利統一，以及作為前置條件的嚴格甚至苛刻、挑剔且科學的司法官遴選機制。給司法官高薪的阻力其實并不在有人所誤讀的民間“仇官”情結，而首先在于，司法官的個人品學及其崗位職責是否配得上一份高薪。要堅持司法體制改革的人民性，就要相信民眾不會吝嗇給一位敢于護法勇于擔當堅持實現司法正義的司法官員以體面的薪酬與福利保障。民眾同時也關注另一面，配套推進的制度能否既嚴守司法官遴選的高門檻，又能扎緊防范司法腐敗的籬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