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行動 治理校外“增負”

校內“減負”的步伐在加快，學生校外“負重前行”的情況也愈發受到關注。

近年來，校外培訓市場存在整體過熱的現象，在滿足教育多元化需求的同時，也是某種程度上的畸形發展。

“一些培訓機構吃透了應試規則，教給孩子的大多是一些套路，而培養創新思維一定是沒有套路的。學校不能搞超前教育，相關培訓機構就裹挾家長帶著孩子拼命搶跑。”一位重點高中校長說。

不止于此，不少培訓機構還為迎合家長心理進行虛假宣傳，無證無照卻瘋狂逐利，與公辦學校聯手，為“擇優”“掐尖”辦起“占坑班”“奧數班”。這背后暴露出的監管難題一直有待破解。

2017年9月，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深化教育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提出要規范校外培訓機構，嚴格辦學資質審查，規范培訓范圍和內容。

今年2月，教育部等四部門印發《關于切實減輕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開展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行動的通知》，明確由教育行政部門牽頭，民政、人社、工商(市場監管)等部門共同負責，并拿出任務時間表。整治無證無照機構，糾正校外培訓機構“超綱教學”“提前教學”“強化應試”等不良行為，堅決查處中小學教師誘導或逼迫學生參加校外培訓……對于公眾反映最多的六類問題，《通知》一一開出了治理猛藥。

今年，教育部還將出臺促進校外培訓機構規范有序發展的意見，探索建立負面清單制度和聯合監管機制。

與此同時，全國多地也進行了有益探索。上海市針對民辦培訓機構出臺了“一標準兩辦法”，明晰了相應的管理部門及職責，做出嚴禁舉辦小學生學科競賽、嚴禁將競賽成績作為招生依據和參考、培訓機構下課不得晚于20點30分等規定，并對全市近7000家校外培訓機構進行了大摸排。

“與其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我們聯合全市監管執法部門對校外培訓機構進行了查處整治，借機規范了民辦學校辦學行為、教師兼職行為。”上海市教衛工作委員會副書記、教委主任蘇明說。

除了規范培訓機構自身，解決好“三點半難題”也是避免將學生“讓”給培訓機構的有效之舉。為此，上海從去年秋季開始恢復“晚托班”;南京開啟“彈性離校”模式，為全市小學生免費提供延時照顧服務;湖北出臺《關于開展小學生課后在校托管服務的指導意見》，230萬名城鎮小學生受益。

全面推進 招考和評價制度改革

學生課業負擔過重是個頑疾。過去60多年，國家層面已發布了9道“減負令”，地方出臺的“減負令”更是多達上百道。然而，“減負”這場持久戰依然處在“打怪升級”的現實困境里，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家長乃至整個社會的育人觀尚未改變。

《關于深化教育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提出：“改善家庭教育，加強家庭教育指導服務，幫助家長樹立正確的教育觀念，合理安排孩子的學習、鍛煉和休息時間。”

而要消除家長們的焦慮，從根本上來講，促進義務教育的均衡發展、變革評價機制和招考制度勢在必行。

為此，上海推出了學區化集團化辦學和新優質學校建設等一系列改革舉措。截至2017年11月，各區建有學區和集團173個，覆蓋學校1007所，占全市中小學總數的六成以上。在全國范圍內，2017年，免試就近入學深入推進，19個熱點大城市“小升初”就近入學率達到97%。數據抽樣顯示，群眾滿意度接近九成。

與此同時，過去一年中，從國家到地方層面，出臺了不以分數作為評價學生的唯一標準、不以升學率為標準來評價學校和教師的工作、控制考試次數、探索實施等級加評語的評價方式、考試成績不進行公開排名等一系列規定，力求實現從育“分”到育“人”的轉變。

北京市各小學紛紛推出“樂考”與“樂學”模式，代替傳統評價與教學方式，讓考場變身“采摘園”，把考分變成“小星星”。

更為關鍵的是中考、高考制度的改革。2017年，上海、浙江兩地試點新高考，學生的綜合素質評價成為招生錄取工作的重要參考。北京、天津、山東、海南四省份成為第二批試點省份。中考改革也在積極穩妥推進。

構建多元評價體系，營造健康教育生態，減輕學生過重課業負擔，培育健全的人。“減負”這場持久戰，有了更多制勝的希望。